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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现代化战略决策的思考
 

 姚监复  


     (一)农业现代化是技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而不是靠群众运动能限期完成的政治任务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过程,而不是政治运动,不是由唯意志论决定的主观的判断、指令、计划或政策,而是由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各项客观存在的技术、经济、社会性内生变量确定的函数。农业现代化是由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的多阶段的动态发展进程,实质上是农业技术、经济、社会客观发展的长周期历史过程。因此,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决策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历史教训是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战略决策是反其道而行之,以领导人未经科学论证的有关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口号、论述、讲话,作为最高指示、铁的规律,成为各级规划、计划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限期完成全国统一的指标。20世纪60、70年代,直到1978-1979年还在坚持“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要求全党动员,通过群众运动大干快上,地方为主,大办农业机械化,全国、各省要在不到两年的1980年底限期达到“农林牧副渔各项作业机械化程度70%以上”的技术经济目标,主要动因是将本来是经济运动的农业机械化错误地作为政治运动,“没有权利推迟毛主席规定的期限”的“两个凡是”思想作怪。到了1980年,农机部长不得不公开承认“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是脱离实际的,而予以放弃。但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大干快上的4000个农机厂形成了分散、小规模、低效、小批量的农机工业体系,其严重的后遗症表现在:直到2001年1-7月农机全行业出现亏损,是机械工业10个行业中最困难的行业。20世纪的失误,造成了留到21世纪初期的经济难题。但是,20世纪末期,少数确实不具备条件的地方重犯历史错误,脱离实际地盲目攀比、追求“率先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政治任务,以新的形式搞群众运动,甚至支持村办农机厂批量生产玉米联合收获机,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追逐表面政绩效应的后果是事倍功半或得不偿失。实际上重犯70年代“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同样的认识论的错误。

    (二)中国自然、农业、经济、社会条件地域性差异极大的特点,要求有选择地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必须服从自然规律,中国自然、地理、农业条件的地域性差异极大的特点,决定中国不宜采取全国、全省一刀切、一个模式、一个指标的“全盘机械化、现代化”或“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战略,而应采取“选择性现代化”战略,即逐步地因地(农业区)制宜地有选择地推进农业现代化战略。

    中国农业现代化需充分考虑自然条件的地域性差异,包括:纬度性差异(超过日平均10℃的有效积温由北至南递增)、经度性差异(瑗珲至腾冲线,年平均降水量400mm等值线将全国分为西北干旱区和东南湿润区)、高度性差异(青藏高原为第一台阶,云贵、黄土、内蒙古高原为第二台阶及东部平原)。这三个地域性差异决定了各农业区在农村产业结构、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业结构的差异,相应地影响了劳力结构、技术结构的差异。脱离了客观存在的自然、农业条件的地域性差异,千篇一律地以一个指标指导全国的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只能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因地制宜,从不同农业区的地区差异出发,由当地农民自愿自主地选择农业现代化的重点、方向、步骤、方式、项目和农机系统,即选择性现代化。作出选择的主体不应是远方的官员,而应是当地的投资和受益主体的农民,我们应作的是:在农民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再选择,创造适宜的宏观政策环境,提供技术、信息等服务。

    同时要研究影响农业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态等条件的地域性差异,特别是客观存在的东中西部经济梯度差和城郊、交通干线附近地区的经济优势,边远山区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人才竞争劣势等。这些经济上的地域性差异决定了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期限不可能一致,达到的水平不可能相同。如果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脱离国情民意、勉强地要求全国各省同期(如1980年)达到同一个指标(农林牧副渔各项主要作业机械化程度达到70%以上),必将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因此,推行选择性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单元应是农业区,而不是行政区。没有必要提出全国统一的、对地区性差异未加考虑的农业现代化指标,更不宜限期强令实现或变相地攀比,争先恐后地为机械化而机械化、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要以投入产出比、投资回收期和农民收入增加额来作最终评判标准。要允许农民、各农业区和各省地县对农业现代化有自主选择权和发言权。

    (三)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决策,要在定位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中国农业现代化各项条件的地域性差异极大的特点,决定了作出战略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是定位分析,而不能逆向运作:先提口号,再定指标,强令全国、各省地县为实现脱离实际的指标建厂生产、推广到农民、先定量,后定性,不定位。“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一类的“大跃进”决策模式失误的原因是非科学决策,对复杂的经济运动作脱离客观地理环境的单向思维和主观判断,不愿对水田较多的江浙、山地占90%以上的西南山区和青藏高原区别对待,不进行定位分析。以指令性指标作政治任务,代替定性分析;以“一个大队一台大拖拉机,一个小队一台小拖拉机”的定额代替定量分析,更没有进行重要的又是必要的技术经济分析。前些年,个别地方盲目地追求加速率先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热潮中,实际上再次重复历史上失败的决策思想方法,重蹈覆辙,劳民伤财,无功而返。

    20多年来,中国农业区划工作提供了农业综合区划与专题区划、现代化技术措施(机械化、水利化等)区划和主要作物区划,为农业现代化决策的定位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丰富资料。中国综合农业区划将全国分为10个农业一级区及37个农业二级区,提出了不同农业区的地域性差异及农业现代化的不同重点、方向。各地在研究制定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决策时,可以应用现有的和继续作必要补充调查的农业区划资料,先作好定位分析,再在定位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定性分析(重点、步骤、方法、速度等)和定量分析,经过充分的论证和相应的技术经济分析,这样提出的不同农业区选择性农业现代化的方案就较为可行。这种方案为指导性的,具体的实施和选择仍应将主动权交给农民。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达到什么水平,只是普通的经济考核的参考指标,绝不是评价政绩效应的标准,更不是脱离定位分析的各种计划、规划的出发点。

    (四)作为大系统的农业现代化,是经济巨系统的子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

    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而不是静态的停滞于某个时间阶段的。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将随着技术、经济、社会的进步,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绿色产业等新思想的渗入而不断扩充和深化。对农业现代化某个方面的单项指标(如农业机械化的机耕、机收化水平)的意义与作用不能夸大和绝对化。如随着少耕、免耕等保护土壤的先进农业技术推广后,机耕面积可能下降;随着小型手扶拖拉机保有量激增,机耕面积中浅耕比重增大,实际上机耕化程度的提高,潜藏着质量下降的隐忧。同样的机收化程度,用脱粒机机脱,和用联合收获机收获,以及美国运用卫星定位系统测定谷物产量再反馈信息确定联合收获机的行进速度与喂入量三种机收方式,具有质的不同与技术水平的重大差距。农业现代化本身就是动态的,不断前进的,不必作茧自缚、削足适履,要活生生的农业现代化适应自己选定的静态的过专的指标(如农机化程度)所束缚。更不能只强调技术指标,忽视反映农业现代化的最重要指标:农业劳动生产率,而2010年前的现实是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的绝对数将是增长的。因此,建议认真研究,而不必过分渲染“实现”或“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实事求是地按十五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提法“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本身是复杂的系统,又是经济、社会巨系统的子系统,因此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孤立地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要同农业商品化、专业化、区域化、合作化、社会化相应地同步发展,也不可能超前于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率先实现,更难于在文盲、半文盲比例很大的农村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重要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最起码的现实工作是农村教育普及化。教育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失学农村儿童未解决的地区,怎么能率先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所以,农业现代化,是同社会、经济、农业诸子系统同步发展,与工业、科技和人的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动态过程。农业现代化不是一场速决战,而是艰巨的、复杂的、痛苦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又是不断进步、不断胜利的一场持久战。(信息来源:2006年10月29日 中国农村研究网)
 


 
  

 

 

信息来源: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2007.11.14   编辑:邢介斌  审核:赵甲环  许子云